例如强制性的、一刀切式的划界，实际上是强迫立法者不从全部社会福祉的角度考虑划界成本，因此模糊区间必然偏离社会最优。
如何确定这个标准呢？彭真说：任人唯贤是我们党的方针， 你有权提这个人，但大家认为不够贤，缺点比较多，不赞成，怎么办？不赞成当然不能通过，你能强迫我举手？至于如何决定，那要依法办事，依法该由谁决定就由谁决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根本上是要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
有的甚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其中，有三个问题很尖锐： 一是，权力机关中的党员是否可以不服从法律？彭真说，党员必须服从法律，因为党员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全国人民。不论哪级党委，更不论哪个负责人，如果他的意见与法律不一致，那是他个人的意见。但是，与法相对应的党究竟是指什么？是指党中央还是其他各级党的组织？是指党的中央领导人还是省委书记、县委书记等地方领导人，甚至是企业、农村的党支部书记？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客观地说，在各级党组织领导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党很大程度上是被理解为上述各级党组织或者领导干部的。第三，各级党组织尊重和支持权力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是党中央的一贯要求。
如果他还不能正确认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要求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无条件地服从他，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比人大常委会主任大，比省长、市长、县长大，进而形成党大于法的错误认识。对这个衔接，从不同方面可以作不同的理解，而在党领导权力机关的问题上，这个衔接点就是党内法规的质量和执行力。11前者则是一种在的思维，它注重法本身的存在、在哪里，由此强调所谓非正式的法并不是法，而只称之为一种方法的权衡，应予严格限制，并不能用以解说法的存在，因而也不能用以解说法的渊源。
分歧缘于两者不同的思维方式，后者依旧沿袭了源的思维——注重个案解决方案的来源，因而它欣然接受裁判规范之源的灵活性，接受所谓非正式的法，并据以解说法的渊源。由此，我们开启了一种重要的探究路向，即将法源研究中的源的追问止于法本身，9既不再追问法本身从哪里来，也不追问法外之源，而是追问法本身的存在、在哪里。而由此探寻和推展研究进路，在法治原则的深层背景下分析法的渊源的基本语义和一些相关命题，会发现它们在本体论层面上逻辑地联系起来，共同体现一种对于法的安定性、可预测性的基本取向，一种法律至上、依法裁判的法治精神，而或许，这才是法的渊源的真髓。其二，魏德士教授将法的渊源归于法的形式，这与上述观点密切相关，当也蕴涵了他所强调的宪法原则要求和基本法治精神。
6陈金钊教授将源的追问对象称为法源之法，并分为立法者之法和司法者之法。从本体论角度审视，未然的法与非正式的法同样意义模糊，还是称立法资料恰当，以免引起误解。
14在否定法的渊源即法的形式命题时，学者们大都引用美国的庞德、格雷或英国的拉兹等英美法系学者的观点，它们从司法造法的角度将法源研究引向法的形成的材料、资源层面，而这些明显带有英美法系特点的观点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现实确有些凿枘不合，这一点是国内学者以往所忽略的。具体思考进路是，通过揭示法的渊源即法的栖身之所、裁判规范源于法及法的渊源即法的形式等相关命题的内在联系，诠释法的渊源的本体论意义，强调法的权威性、安定性和正式性，最终落足于法官对法的忠诚与服从，对法的正确识别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法律所具有的时间性足以否定原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以下判断：时间体现于一系列互不关联的空间容器之中，使得法律作为一种静态的、共时的、可被同步理解和应用的规范体系，可以在任意一个时刻被观察，而与广泛的社会环境相脱离。
我们必须考察历史和当前的立法理论，最困难的工作莫过于将对前两者结合的理解融入到对每一时期新问题的解决之中。纯粹地高唱德治、反对法治，在现实中已不被允许。道德也好，文化也罢，都不是法律体系之中的重要因素。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
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在古代中国的语境下，法律具有怎样的时间维度，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至前206年，因与当时的社会情势相脱离，以法家学说为治国方略的秦朝灭亡。孟子则将法律视作道义的附庸：……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中国古代法制的时间性流变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史，曾以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矗立于世界法制之林。如经济与民族国家就带有不同的时间性标记。法家则与儒家立于相反立场，否认社会可以藉由德化的力量来维持。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韩非子•心度》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而乱。
一般认为，春秋决狱的起因是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要求、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看，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但还未能建立起与此方针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因此在司法过程中只好引经决狱以弥补法律的不足。时间维度上的古法钩沉 自然时间表征和测度的是地球运转以及地球上的自然事物运动的顺序性和过程性，而社会时间表征和测度的是社会事件和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的顺序性和过程性。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也有学者认为，春秋决狱的历史价值不容抹杀。
在分析法律的时间性时，我们必须审慎考察时间的表述形式，并且内心确认：任何法律推理所建立起来的皆是临时与相对的真理。这些都体现出孔子重礼轻法的价值倾向。
章太炎先生认为：独董仲舒为春秋折狱，引经附法，异夫道家儒人所为，则佞之徒也。法律体现了一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法律不能仅被视作包含了一些数学式公理和推演的集合体。孔子甚至提倡：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将法律的必要性几乎都否定了。时间的多元性表现在：这些社会实践对应着各种不同的语境、场所和活动。
《周易•乾文言》有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一种时间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关键原因在于其所假之表述方式的合理性，如在视觉上以钟表为表达即为一例。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孔子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韩非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西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认为：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
中华法系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夏朝，至唐朝达到顶峰，及清末进行了司法改革，其汲取了以儒家、法家等为主的各种哲学思想，适应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君主政治互为表里。《五蠹》里所描绘的守株待兔的比喻，巧妙地对比了共时性治世策略与历时性治世策略之间的差异。当前，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必须要坚持以现实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为依托，既要避免不顾实际的点状式（跳跃式）制度变革，也要避免法律体制滞后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
人无夏气，何以盛养而乐生。董仲舒所构建的是以天地、四时、阴阳、五行为主体的哲学体系，他在前人将五行配入四时的基础上，将天与阴阳五行之气紧密联系起来，将应时和顺阴阳五行等自然倾向与在天道之下无可回避的儒家人伦、社会治乱相结合，特别提示统治者在治世理政的过程中要注意自然时间的区段差异，通过对秋冬春夏阴阳刑德罚刑庆赏等自然与社会观念进行神秘主义同构，从阴阳中和之道比附出政治刑德之道，实现了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在法制中的对应关联，并为后世广泛接受，成为明清热审秋审等制度的肇始。
时间的言辞性表现在：其产生于一个整体的说服过程之中，即一个特别的时间性对应一个特定的语境。从法律的时间性角度来看，春秋决狱通过在司法领域对遗秦法制观念的应时性转化，推动从引经注律到引礼入法的法制儒家化进程，进而使曹魏以八议入律，晋律有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北齐列重罪十条，隋定十恶，至《唐律》一准乎礼，最终实现礼法合一的目标，并使后世立法代代相袭，在法律领域逐步构建起跨时、稳定的儒家意识形态。
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这一分析是相当深刻的。
